专访:三年大饥荒之吃人案件

大过小事2018-06-13浏览 389 评论 0

采访缘起:2002年6月28日下午,星期六,我与妻子搭长途客车去崇庆县九龙沟躲避酷热,黄昏在沟头红纸村某农家大院投宿时,认识了山野散步归来的郑大军先生。

郑老72岁,原籍河北,宽身板,亮嗓音,一望便知颇有来历。他是县团级离休干部,但目前已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。当其回首几十年前,自己初涉仕途,任县委下乡工作组组长的历史,不禁悲从中来,几番欲潸然涕下,“大冤案啊,”他叹道,“饿死几千万人,可至今没个正式的交代。”(以下,郑:郑大军;威:老威)

威:老人家好逍遥!

郑:穿了一辈子制服,再不逍遥一点,黄土就埋齐脖子根了。告诉你年轻人,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已十年,每年都要来这回龙沟,找一农家乐(接待外来客的农家院子,包吃住,月费约450元人民币——老威注),避暑几个月,连世界观都住变了。

威:除了党报,现在可没人在乎世界观了。您以前做啥工作?

郑:四八年参军打老蒋,五零年转业到地方,搞土改,学文化,从此步入仕途。算啦,提这些老皇历没意思,而今无官无职一身轻,正好为自己活两天。
威:率性而为?难得难得。
郑:年轻人,你的马屁拍得肤浅,五、六十年代过来的人,有几个能“率性而为”?1959年庐山会议,上千万共产党员中也只有一个彭德怀“率性而为”,上书毛主席,反映真实情况,“为人民鼓而呼”,其下场如何?相比之下,我这种多如牛毛的县团级芝麻官算个屁。
威:您算个屁,我就只能算个跟屁虫,嘿嘿,扯个笑话。老人家,彭德怀的冤案早已昭雪,而今,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不是天灾是人祸,已不再属于国家机密……
郑:党对不起农民啊,和平时期,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,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。

威:我是1958年大跃进出生的,60年春天饿出水肿病,差点都没命了。您当时呢?

郑:58年我26岁,是××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,在放卫星的第一线——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,检验大跃进的成果。当时,反右斗争刚刚结束,中苏关系即将破裂,毛主席、党中央认识到,中国必须独立自主,以自己的方式在短期内完成初、高级社会主义过渡。形式逼人,共产风在上下一心的运动激情中越刮越猛,终于不可收拾。放卫星成为时代潮流,各行各业,钢铁卫星,轰麻雀、拍苍蝇的除四害卫星,诗歌卫星,犹为恐怖的是粮食卫星。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,田地肥沃,风调雨顺,盛产水稻、小麦和玉米,兼产豆类、红苕,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,可共产风一刮,一夜之间天翻地覆。人类在造假方面的想象力是无穷的,比如上面一推广“合理密植”创高产,那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们因怕戴“保守落后”的帽子,竟当着参观团的面,把秧苗象开大会一般热热闹闹地密插。小麦、玉米也如法炮制,结果青苗倒满眼绿,就是季节到了不抽穗、灌浆。那时候,只要敢吹牛,一不小心就上报纸,还配大幅图片,紧接着,各级检查参观团如潮水般涌来,里三层、外三层围住“亩产上万、几万”的示范田,赞不绝口。所谓示范田就是把山上沟边的几十亩水稻连夜抢收,并移植到大路旁的一亩田内,那光景真是密不透风,记者把娃娃抱上去拍照,谷穗竟丝纹不动。58年秋,“钢铁元帅”升帐,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达到白热化。男女老幼都上山,不是秋收,而是砍树、捡矿石。当地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铁矿,乱捡回来的黑石头,与挨门挨户搜缴的锅碗瓢盆,甚至锅铲、火钳、门扣、门环一起投入土法上马的小高炉,没日没夜地架柴禾狂熬一气,最终炼出了嵌着些碎矿石块的废铁疙瘩。造孽呵,山砍秃了,庄稼烂了,颗粒无收,连苞谷杆也被秋雨给泡垮了。面对冬天,发高烧的社员们冷下来,日子没法过了。

威:往年存的余粮呢?
郑:大办公共食堂时征用了,一平二调嘛。

威:一平二调?
郑:就是以公社为单位,实行全面的平均分配,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任何财产,为彻底铲除私有制,走向人类大同铺平道路。说得简单些,就是一切归集体。每家的灶台都拆了,碗筷也上缴了,因为有了公共食堂,有了社会主义大家庭,小家庭就不用开伙,否则违法。猪、羊、鸡、鸭统统进了集体的笼圈,有的社员甚至从家徒四壁中搬出来,住集体茅棚,好让人民政府放心。开头几天食堂还挺红火,大锅饭嘛。我们工作组一进食堂门,大伙就全体起立,放下饭碗鼓掌,并齐唱《社会主义好》。我问:“伙食好么?”大伙回答:“好!”我又问:

“吃得饱么?”大伙更响亮地回答:“饱!”此时,有个豁嘴老头还出场打了一段赞美快板,大意是从今以后不靠天,不靠地,只靠共产党端碗了。
我们在大队党支书的陪同下检查了厨房和每张饭桌,红苕稀饭敞开供应,玉米窝头在笼屉里堆成小山。我惊讶地问:“这也敞开吃?”支书回答:“无论大人、娃儿,每人限吃四个。”我说:“这窝头足有三两吧?小孩没撑着?”支书说:“农村娃儿撑不着,蹦两蹦肚子就瘪了。”我厉声批评说:“要有计划,不能浪费!”支书连连称是。由于准吃不准揣,农民们顿顿死撑,稀饭锅里的红苕没人舀,窝头皮满地扔。

大队干部五、六人簇拥着我们进小饭厅,桌子上已摆好两脸盆红烧肥肠和回锅肉。我问:“这是咋回事?”支书答:“前天公社批准杀猪,经支部研究决定,留了些下来慰问工作组,这也是社员们的一番心意。”
我和其他同志都拒绝搞特殊化,命令把肥肠和肉加菜烩了一锅,在晚餐时按人头分给社员。那年头,我们常下乡,对农村干部的阳奉阴违深有体会,但时代风气如此,谁不识时务,就要犯错误,所以没人对公共食堂的浪费现象提出异议。

直到两年后,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,进驻同一地方,落实《十二条》(即1960年11月3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《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》,共十二条,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1958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,彻底清理“一平二调”——老威注),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。

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,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,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。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,捧着碗,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,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。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碾细,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。后来了解到,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,大伙方能领到如此“见米”的上等货色,若在平时,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,一人两小砣;或者清水野菜,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,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,那就近乎奢侈了。

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,观察了好一阵,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。桌子、板凳都失踪了,人们领了饭,迫不及待往嘴里倒,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。队伍继续移动,除了勺碰碗的声音,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。终于,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,围成九个圈子,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,非常专心,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。没舔碗的直喘气,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。我们呆了,不禁面面相觑,作为党的干部,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!
趁我们发楞,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,大吼一声:“欢迎工作组同志!”
于是全体起立鼓掌。我们只得露面,招呼大伙。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:“公共食堂好,人人吃得饱,感谢毛主席,感谢党领导!”一连背诵三遍,就有五、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,倒地昏厥过去。我忙叫救人,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,泡在开水碗里捣散,依次灌了。

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,传达《十二条》,并当众宣布将“一平二调”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,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。老贫民牛东山说:“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。”而大队、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,没一个吱声。散会后,大队支书埋怨说:“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,意义已经不大,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,拿的拿,集体财产都搞光了,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。大河断流小河干,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,瓦又不能吃。”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,大队支书顶撞说:“凭共产党的良心,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,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,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。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,我不难受么?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?都吃人了……”

我们大吃一惊,我打断他的话:“不要乱讲,要负责任哟。”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:“百分之百负责任!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,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。”

事关重大,当机立断,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,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,把最新“敌情”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、聂、姜三同志,他们还被蒙在鼓里!
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,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:全队共82户491口,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,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,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,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。
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,据他供述,1959年底,公共食堂无粮下锅,经常“变相断炊”。所谓“变相断炊”,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,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,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。因为“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,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”。

按当时的政策,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,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,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,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——如此“坚壁清野”持续了一年余,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,广大群众只好放弃生产自救,满山疯转,捞着啥吃啥。树叶、树枝、草根、野菜、地菌,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相恐后地铲回家。

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,口吐白沫,面带土色,有的咽气时还发出“哞哞”牛叫。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。四川乡村四、五十岁以上的社员,普遍尝过观音土(有的地方叫白鳝泥,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),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,一撮泥一口水,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,肚皮就沉甸甸的,并且越来越沉,终于,饿转化成痛。当人们抱着肚子,倒地打滚、痉挛,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:生菜油,桐油,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,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,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——泻死。尽管如此,观音土仍是宝物,它带腥甜味,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。

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亮了——王解放说——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。
他说:“那晚轮到我和出纳、保管巡逻,已是下半夜,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,肚皮又瘪了。出纳说:这餐加的,屙泡尿就不行了。我说: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,咋不行了?出纳说:没油荤,吃多少都不顶事。保管说:你等着吧,到了共产主义,让你一天吃一头猪。出纳说:
你现在就变成猪,让我啃一口。我说: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,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?

“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。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,月亮钻出云层,照着雪地,格外晃眼睛。保管突然说:我看见冒烟了。我和出纳正揣着手,准备回家呢。保管又说:他妈吃了豹子胆!

“我们一下来了精神,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,果然有几丝淡烟兜着圈儿顺风斜飘。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,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的,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,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,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!

“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?
“二娃家房前房后都是敞地,我们就迂回包抄,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。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,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。没看出来呀,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饮食埋伏,阶级斗争太复杂了。

“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,手电一打亮,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。我喊:不准动!保管举起鸟枪,朝天轰一炮,把房顶冲开个窟窿。

惊慌之中,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,烫得我们直跳脚。汤泼进灶坑,激起一片水气,把屋里全弄雾了。点灯!我揪住莫二娃命令,这狗日的卜地瘫了。出纳摸出火柴,划燃马灯就地一照,顿时傻了。

“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,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,平时用石板扣着,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——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,3岁的树才妹。难怪这么大的油荤,嗅两下都穿鼻。当锅用的脸盆四周,到处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,出纳埋下腰,用筷子戳起一砣,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,差不多快熟了,人肉皮薄,一煮就蜷裹成诱人的一团,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,直吞口水。我急忙扯他衣角,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。话音没落,莫二娃嗷的一声,做了倒地门板,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口中,我估计是小腿肉,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,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。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,这一窝野种就疯逑了,当我们的面,一人抢一砣肉啃。唉,我们三个人六只手,揪住这个溜了那个,莫二娃的老四,九岁的狗剩,边躲我们边撕肉吃,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,滋滋吮骨油。保管惹火了,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,抵住莫二娃,我按住将他捆了。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,押到大队时,天已大亮。

“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,头颅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,空空的骨器,外无面皮,内无脑髓,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!大队支书怒不可遏,权充法官升堂,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,叫起冤来。

他说: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,连米汤都没没喝饱过,好不容易熬到三岁,连路都走不稳,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。支书大吼:晓不晓得随便杀人,国法难容?莫二娃回答:与其饿死,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。二娃婆娘磕头哭诉: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,没油荤过不去嘛,妈心疼的树才妹哟,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。

“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,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,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。”

威:人命关天,居然敢不上报?
郑:我们当年审讯王解放时,也这样问,连口吻都一样。可他反问:上报了又能咋样?国家都那么困难。

威:还忧国忧民呢。
郑:我说上报了就能刹住吃人歪风,人民政府再困难,也会发放救济粮。王解放说:我们队已经领过救济粮了,一户人70斤陈谷子,管一年,牙缝都不够塞。

威:我在图书馆查过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一些原始材料,的确艰苦,连毛主席都穿打补丁的衣裳,自己在屋前开地种菜;国家主席刘少奇则去郊外拣野果,琢磨饥荒中的粮食替用品。中央领导们都纷纷要求降低生活标准。

郑:这些报道我都清楚。我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头上,他一直瞒着中央在搞统购统销,都饿死人了还搞,还吹嘘风调雨顺,粮食吃不完,能调拨多少多少援助兄弟省。罢了,扯远了,总之那年头人命如草,不仅会计王解放,连吃人生产队的队长也抱我们的腿,痛哭流涕。

威:干部也吃人?
郑: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,当然不必吃人;可普通社员家,吃人风泛滥成灾了。莫二娃一放,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,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。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,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,心狠的,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;不忍心的,就抹把泪,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,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。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,连皮带肉,带碾碎的骨渣骨粉,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,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,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,还到处挖陷阱,设兽夹。有种外表涂过油的“糖果”叫“欢喜豆”,过去用于炸狼,现在没狼,就成了小孩克星,嗅着馋香,不禁送嘴里咬,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。待家长们闻声赶来,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。

威:我读过一篇文章,名字和作者都忘了,谈到三年大饥荒中,某地发生过贫下中农围剿地主和富农,当场宰杀,放入露天大锅内煮熟分肉的事,那欢欣鼓舞的场面,令人久久难忘。您经历过类似的“阶级斗争”
惨剧么?

郑:没有,并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表示怀疑。不得已而吃人的主要原因是饥饿,而不是阶级斗争。土改伊始,剥削阶级在历次运动中都受打击,吃人并不光彩,哪怕吃坏蛋,也只能偷偷摸摸,让人民政府晓得了,一定会追查到底。
威:您是工作组长,政策水平高,您的水平并不能代表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的水平。

郑:这个问题就不争论了。

威:那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?
郑:进入司法程序,该杀的杀,该判的判,毫不含糊。不过《判决书》上,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,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,因为是公开审理,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。莫二娃虐杀亲女,又制造“欢喜豆”炸死邻队两个男孩,以故意杀人罪论处。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“无罪”,把执行民兵骇呆了,结果换上正规法警,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。

威:后来呢?
郑:啥子后来?

威:饥荒还在继续么?
郑:一直到62年夏天,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。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,解决问题干部,其主要任务就是“纠偏”,发动群众自救。
公共食堂解散了,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,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,打掉的灶台重新砌,开伙合法了。我们向地区行署、县委紧急汇报,调拨救命粮,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。以前吃大锅饭,半斤粮经过大队、生产队两级克扣,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,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,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、野菜,一人一勺。今天,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,半斤就是半斤,谁也不敢捣鬼。群众可以拿粮回家,自己计划着吃。当然,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,一时调不了粮,就运来些苞谷杆、稻草、麦杆,把它们碾碎了,掺水熬,大半天,或者一整夜,能够熬出些淀粉来,分给社员们炕饼子,很香。还派人搜集小便,倒入一个大缸里,再投放些垃圾,隔一星期左右,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,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莹莹的“苔藓”,叫“搅球藻”。这就是食物,薄薄地刮上来,兑些清水,可能的话,放点糖精,喝下去口感很爽。

威:您们真是些廉洁的好干部啊。
郑:日日夜夜,满脑子都是“吃”,不瞒你说,当年我还没满30,都白头了。可绞尽脑汁,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。61年春荒过去,地里依旧颗粒无收,别提社员,连我的腿都浮肿了,一挤就出黄水,走路摇摇晃晃。工作组其它三人,都因吃糠咽菜便秘,躺床上,翘着光屁股,互相用挖耳勺掏。有时堵得深,勺够不着,就将勺把绑在竹签上,再深度疏通,鲜血长流,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,惨啊。

不过那时年轻,能打熬,实在撑不住,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,休整两天,在食堂大吃一番。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,向农村捐粮票,但是杯水车薪,乡下又流行吃人了。还好,没吃活人,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。
威:您们咋处理新一轮的吃人案件?
郑:这是司法空白,没法处理。撇开道德伦理,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、汲收,虽然吃人(应该叫吃尸体)会染上多种疾病。社员们没力气,家里死了人,就草草覆一层土,有时在掩埋之前,好肉就已经被自家人割了,所以,你就是当场捉住“盗墓贼”,也难以准确判断、定罪。

威:啥子意思?
郑: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意思。铁的事实是,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。
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,目睹过如此景象: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竖躺在门板上,叉开腿,由他们的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。看见我出现,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:政府啊,我们没吃人,死也不吃人啊!

我吩咐放平门板,社员们解释说:桐油味道大,从嘴里灌要反刍,浸不进肚肠,还是倒灌来得快。我说桐油有毒,用生菜油吧。社员们说: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,只要能下掉泥巴,沤烂肠子也甘心。我说不行,大家说行,烂肠子总比泥巴胀破肚皮强。

威:真是命贱如蚁。
郑:我能再说啥呢,死马当活马医吧。现在回想起来,中国农民真纯善啊,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。不过,党有枪杆子,不怕人造反,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,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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